前几天，一起在马萨诸塞州联邦法院提起的集体诉讼，把全美高校招生里最敏感、也是最有争议的做法之一——Early Decision（ED，提前录取）——推到聚光灯下。
这份由卫斯理大学和另外两所学校的学生提起的诉讼，指控包括哥大、杜克、宾大等在内的32所大学，合谋利用提前决定录取“操纵学费价格”。另外，高等教育融资联盟（一个由顶尖大学组成的组织，负责分享招生和经济援助信息）以及Common App和Scoir Inc.也被列为被告（诉状认为它们在信息与流程层面起到了“协同与执行”的作用）。
被列为被告的32所院校分别是：阿默斯特学院、巴纳德学院、鲍登学院、布朗大学、布林茅尔学院、卡尔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杜克大学、埃默里大学、哈弗福德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麦卡利斯特学院、机构学院、曼荷莲学院、西北大学、欧柏林学院、波莫纳学院、莱斯大学、史密斯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三一学院、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罗切斯特大学、范德堡大学、瓦萨学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卫斯理大学和威廉姆斯学院。
Early Decision是美国大学的一种提前录取政策，通常在12年级秋季申请、12月出结果。一旦被录取，学生必须承诺入读，不能再申请或就读其他院校。
这种模式对学校的好处显而易见：
- 提前锁定一部分生源，减少录取的不确定性
- 便于预测新生人数，制定预算与奖学金发放策略
而对学生来说，ED的最大优势是录取率通常高于Regular Decision，但劣势在于——没有机会对比其他学校的录取结果和经济资助方案。
诉讼指控的核心
根据起诉书，这32所被告名校及相关招生平台在ED招生阶段涉嫌存在系统性的联合作业，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交换申请者的经济背景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申请人家庭的年收入、是否申请了经济援助（Financial Aid）、奖学金需求程度、甚至是父母是否为校友等。而这些数据的共享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统计或招生研究，而是在招生过程中影响了录取与资助决策。
有的学校在收到申请后，可能通过联盟平台，得知该申请人在其他学校的申请状态、是否申请经济援助、家庭的支付能力范围等，从而提前为学费“定价”。结果就是当年所有学生支付的费用都水涨船高了。
据此调整奖学金与学费策略
如果判断申请者支付能力较强，学校可能减少奖学金额度，甚至不给任何经济援助；如果该年度招生目标已接近完成，一些学校可能在不直接涨标价学费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奖学金来提高实际收费。
而在ED框架下，学生因为被绑定录取，无法用其他学校的offer作比较，也就失去了谈判的“筹码”，只能接受学校给出的经济方案。
也就是说，这32所大学通过“ED模式的绑定性”与“后台信息共享机制”，形成了一种隐形的“价格联盟”。表面上，它们并没有在公开的学费标准上动手脚，甚至可能维持多年不变的学费“标价”；但在暗地里，通过减少奖学金、压缩助学金、精准锁定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实际提高了学生的就读成本。
大学为什么被指“价格操纵”？
我们举个例子，在一个城市里，有32家顶级餐厅，平时非常难订位。为了方便安排食材和厨师，这些餐厅推出了一个“提前预订”政策：
顾客可以提前三个月预订位置，但一旦预订成功，就必须付钱来吃，不能取消，也不能去其他餐厅吃同一顿饭——听上去很合理，顾客提前预定，餐厅安心准备。
但暗地里，这32家餐厅的经理们开始“交换顾客信息”——谁是富豪？谁家经济条件一般？谁提前预订了其他餐厅？
掌握了这些信息，他们就会默契地调整价格：如果发现某位顾客很有钱，他们就不给折扣，让对方全价吃饭；如果餐厅的预订名额快满了，他们会减少赠送内容（相当于减少经济援助），让顾客花更多钱。
因为顾客一旦提前预订，就不能再去别的餐厅比较价格，这些餐厅就不用担心被竞争对手抢走生意，甚至能在不涨“菜单标价”的情况下，让所有顾客实际花的钱都变多。
为什么高校也会触犯这条红线？
虽然大学并非传统的营利性公司，但在招生与学费制定上，它们仍然是同一市场的竞争者——争夺的“客户”就是学生。
正常情况下，不同学校会通过奖学金、助学金等“价格”手段来吸引生源，这种竞争有利于学生获得更优惠的资助条件。
一旦学校之间交换了经济背景数据，并协调减少资助，实际上就等于提前约定不去互相压低价格，形成了“价格同盟”。因此，这种做法的本质是：
限制价格竞争：不同学校本应在奖学金和助学金上竞争，以吸引优秀生源，但信息共享让它们可以默契避免“打价格战”
转移风险与成本：提前锁定学生，确保学位不空置，同时把学费上涨的压力转嫁给缺乏议价权的学生
削弱弱势群体机会：尤其对低收入家庭和依赖 经济援助的学生而言，这种机制会让他们在ED阶段更难获得足够的资助，而被迫放弃申请
关于提前录取（ED）的争议
关于提前录取（Early Decision）的利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核心问题在于：提前录取主要是对学校有利，还是对学生有利？
采用ED的学校优势显而易见：它们可以提高录取率和收入，有时还能“抢先锁定”那些不敢冒险等待常规录取的优秀学生，对学校来说，这是一种风险较低的锁定优质生源的策略。
然而对于学生来说，ED可能是一场“高录取率”的假象。
录取率“虚高” vs. 真实竞争
ED的录取率通常高于RD，这吸引了许多学生将其视为“捷径”。例如，某顶尖大学在ED阶段的录取率可能是10%，而RD阶段可能仅为5%。然而，这种“高录取率”背后隐藏着多重筛选：
自我选择偏差：敢于申请ED的学生往往背景更强（如高分、高家庭收入、校友子女等），学校实际是在已经高度筛选的池子中录取
绑定效应：因为ED具有约束力，学校可以更放心地录取“稳妥”学生（如支付能力强的家庭），而不必担心他们最终选择其他学校
这种机制可能导致普通学生在RD阶段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而ED的“高录取率”更像是一种统计假象。
学校的利益驱动 vs. 教育公平
对大学而言，ED更像是优化财务和招生目标的工具：
提高“收益率”：ED绑定性确保被录取的学生一定会入学，学校可以更精准预测新生人数，减少招生成本
财务可控性：通过ED锁定支付能力强的学生（如不申请助学金的全额学费支付者），学校可以平衡财政预算，甚至减少整体助学金支出
然而，这种利益驱动可能与教育公平的使命相冲突。许多被告学校都是享有高额捐赠的顶尖私立大学，它们本应通过助学金扩大低收入群体入学机会，但ED机制可能反向筛选出更多富裕学生。
虽然精英院校也意识到有人批评提前录取制度会给富裕申请者带来特权。许多院校，包括诉讼中的几名被告，都参与了QuestBridge项目。但这些努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ED体系对富裕申请者的倾斜。
另外，对于国际学生，ED制度的不利影响更为明显。大部分中国家庭在申请时被默认为有支付能力，因此学校几乎不可能提供助学金。在这种情况下，提前录取对学生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录取率上，反而可能让他们更早锁定高昂学费。
ED本可以是学生展现忠诚、学校锁定生源的双赢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它逐渐演变为一场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富裕家庭凭借资源优势占据先机，而中低收入学生则被迫在“高录取率”的诱惑与资助不足的风险间艰难权衡。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学间疑似存在的“价格同盟”行为，不仅削弱了助学金本应带来的公平性，还可能触犯反垄断法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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